此处所谈有关认识论的四个方面,既是中医哲学的贡献,同时也是易学哲学的贡献。它们为建立“象”科学,特别是“象”生命科学提供了方向和方法。

中国文化,是人类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同样,中国传统科学,也是人类多元科学中的一元。中医学则是中国传统科学中最具代表性的学科。

百余年来对中医学的捆绑,理论上主要根源于唯物论哲学,而唯物论属于还原论。现代科学和中医学的理论与实践已证明,物质并非宇宙的本原和唯一实在,关系存在要比物质实体更为本始,更为丰富。“证”为病“象”,所标示的是人之生命系统的自然整体关系,其内涵和所藏信息远大于生命系统的物质构成,并对其有统摄作用。辨证论治不细究因果关系,却把握并合理处置了全部相关因果关系。中医之“证”和“象”,不能还原为西医之“体”,二者属于在认识上永远不能沟通的两个层面。中医之“证”,是独立的能够自成体系的科学领域。

开启世界认识的“象”层面

两个层面,两种科学

问题的提出

前面已经反复说明,中国传统认识着意研究的是天地万物自然存在的状态,即现象,古人称其为“象”,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揭示现象的规律,而不是现象背后的抽象共性的规律。

中医立足于人之生命的现象层面,西医立足于人之生命的形体层面。中医是时间科学,西医是空间科学,二者不能相互过渡,不可相互替代。

自19世纪西医传入中国,中西医之争一直延续至今。对中医的批评比较有学术意义的,归纳起来大概有两个方面:

《易传》说:“见乃谓之象。”(《系辞上》)指明象就是万物的自然呈现。又说:

一代心理学大师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 G.
Jung,1875—1961)对《易经》和东方文明有着极深邃独到的研究和体悟。他曾写道:几年以前,当时的不列颠人类学会的会长问我,为什么像中国这样一个如此聪慧的民族却没有能发展出科学。我说,这肯定是一个错觉。因为中国的确有一种“科学”,其“标准着作”就是《易经》,只不过这种科学的原理就如许许多多的中国其他东西一样,与我们的科学原理完全不同。

(1)中医辨证论治不能说明发病和治愈的物质依据;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系辞下》)

荣格的这一英明论断是对“科学一元论”的重大冲击和挑战,而“科学一元论”的紧箍至今仍然紧锁着大多数人的头脑。许多人坚信,发源于古希腊,自欧洲文艺复兴迅速发展起来的西方科学,是人类的唯一科学,一切科学活动都必须按西方传统的模式进行。其实,这种长期以来被大多数人接受的观念是错误的。

(2)中医理论没有建立起明晰的因果关系。

可见,《周易》所“观”所“取”,都是事物自然之现象,将这些现象原样拿来加以概括,总结出八卦之象与辞,作为通达天地万物变化规律的工具。这就是所谓“观物取象”和“立象尽意”。

《周易》与先秦诸子开创的中国象科学,恰与西方成对称之势。西方的传统科学与哲学用分析方法和抽象方法所做出的本质与现象的分割,使世界至少分成了两个:一个是现象的世界,一个是本质和规律的世界。本质和规律虽然最终要通过现象世界显示它们的作用,但是它们似乎超离并高于现象世界,而且唯有它们代表并实现世界的秩序。因此,依西方传统观点,唯有现象背后的本质为理性垂顾,也为理性创造。而与之相对的现象世界,则排除在秩序和理性之外。

因此,中医学不符合科学规范。应当承认,这两项指责切中“要害”。中医学从根本上说来,的确与西方科学体系的要求“格格不入”。

八卦实际是将天地万象归为八个大类,每一大类划定一个范围,而将天地万象依自身属性原样分别纳入八个划定的范围之中。每一大类(卦)的规定性,由代表该类之卦象标示。这样的概括归类,对原物之象没有任何伤害和减损,保持了原样。故八卦对天地万象的概括,不是抽象,是意象—概括却不离象,概括的结果也以具有概括性的象来表达,即八卦之象。依此原则揭示的关系与道理,即为象层面的规律。

我们知道,现象是事物在自然状态下运动变化的表现,如果对现象进行分割、抽象,到现象背后去寻找具有确定性、稳定性的本质和规律,那么这样的关注必定指向世界的“体”的方面,主要去研究事物的空间属性,并从空间的立场和角度来探察时间,规定和宰制时间。

可是,几千年来中医不可取代的良好疗效迫使我们不得不提出疑问,所谓西方科学标准是不是人类认识世界获得真理的唯一通道?

《内经》以阴阳为天地之道,万物之本。同样,阴阳直接与现象相对应,是不损害、不脱离象的概括,所揭示的是现象本身的规律,同时作为规律还以“象”的形式呈现。《素问·五运行大论》说:

十分明显,事物的不确定性和变动性最能显示时间的特性,确定性和不变性则更多地显示空间的特性。亚里士多德将确定性视为“实体”的核心,执意以确定性来率领和说明不确定性,充分表明他以空间为主的思维倾向。亚里士多德提出,各门学科都是在研究属于本门学科的特定种类的“实体”,哲学所研究的则是关于“实体”的全体。他的这一观点一直影响至今。

中国大陆现在最通行最熟悉的认识论就是唯物论的反映论。这种哲学源于西方,与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比较一致。历经百余年,各类对中医持有异议的学人,包括20世纪众多知名国学大师,20世纪将中医打入“伪科学”的“反伪”斗士,以及积极支持中医,但主张以现代科学发掘、整理、提高(实际是改造)中医,使中医“科学化”的各级官员、学科带头人,所有他们对中医的批评或希冀,不管自觉或不自觉,其理论的根基其实都出自唯物论的宇宙观和认识论。

夫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

现在一些具有广泛方法论意义的横断学科,虽然不以特定种类的实体为对象,却是建立在多种实体的运动构成的基础之上。他们开始重视时间,但仍然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将时间看作空间画面的连续。可见,空间实体概念集中体现了西方思维的主要特征,决定着他们各种认识活动的走向。

唯物论和还原论的局限与缺失

这段论述十分重要,它指出了象层面规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象规律既具有普遍性,同时其每一个具体显示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个体性,因为它们是在象层面发挥作用,而象层面极具复杂性和多变性。阴阳作为天地之道,其关系会生出无穷变化和无量结构,本质上皆不离阴阳。但若单纯以逻辑推演(“数推”),既不可能穷尽,也不可能如实、准确、全面地把握它们。因为,每一个现实存在的阴阳关系结构,都是丰富具体的、特殊个别的、生动变化的。它们是现象层面的存在,必须直接面对,做到具体地实际地“观”和“取”,才能真正把握(“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就是说,阴阳对应的是现象,属于复杂性范畴。阴阳的确具有最深广的普遍性,但不可将其做简单化、抽象化处理,不可仅仅依靠逻辑推演来认识。那样做,就会舍弃很多象本身的要素与关系,就会破坏阴阳之“象”的品格。

正是因此,可以把西方传统科学归为对“体”的认识,主要在空间存在和空间关系中,在依照空间需要对时间进行了限定之后,去寻找事物的运动规律。因此,他们所说的规律属于“体”的层面,而对于自然状态下的时间过程,西方传统科学则很少考虑。

那么唯物论是不是无所不包、无所不能、不可超越的哲学?是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老实说,即使根据唯物论的现代认识论原理,回答亦应当是否定的。

象,作为事物的自然呈现,其每一个侧面、每一个要素都是该事物自身内部及与外环境之天地万物全部复杂关系相互作用的某种特殊产物和反应,蕴涵着无限多的关系和碰撞,故“象”是事物的“自然整体”层面。而一切人工合成的整体及分解后又重新组合的整体,其内外关系的自然性已被破坏,其关系的无限已变为有限,故与自然之整体有本质性的差异,不可相提并论。所谓“象科学”,就是要在尊重、保持事物之无限复杂的自然整体关系的前提下,寻找事物的运动规律,亦即自然状态下现象层面的规律。因此,只要把握了“象规律”,也就把握了形成该“象”的全部无限多的复杂关系。此即所谓“以简御繁”。

中国的传统思维以时间为本位,偏重从自然生成的角度去理解各类具体事物。几千年来,将自然时间过程的规律作为研究和应用的主要课题。这就决定了中国人采用意象思维,在认识论上主张主客相融,着眼于事物的“象”的层面,认为现象本身即存在支配事物的规律而应当积极寻索。

因为世界是无限的,认识没有止境,而唯物论不过是西方文明曾经流行过的宇宙观之一。现代科学,量子物理学、生命科学、广义心理学、信息科学、系统和复杂性科学等所揭示的许多事实与结论,不断在向唯物论提出挑战,证明唯物论作为西方科学还原论的理论基础,具有片面性和局限性。

象,作为事物的自然整体层面,无疑是世界成为现实存在的重要层面。在越是复杂高级的领域,其对事物的作用和意义就越是重大。而我们就生活在现象当中。所以,对现象本身的认识应当成为人类认识世界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中医藏象学说和辨证论治理论正是沿着这一方向和路径,通过对生理病理之“象”的把握,来揭示人的生命结构和诊疗规律,并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医学体系。因此,可以称其为“象医学”。

象规律和体规律各占时空的一个侧面,具有对立互补的关系,如同波粒二象性那样,不能同时准确测定。在认识过程中,无论象科学还是体科学,为了建立自身,都必以相对牺牲对方为代价。二者适用量子力学奠基人玻尔的互补原理:当人们认识事物对立的这一方面时,就不能同时准确地认识事物的另一方面,因为这两个方面有互斥性;而这两个方面对于事物同样重要。中医与西医的关系正是这样。中医立足于人之生命的现象层面,准确地把握了其现象层面的规律,即“波动性”规律,因而对其形体层面就不大清楚。西医立足于人之生命的形体层面,精确地把握了人体的组织结构和物质元素,相当于“粒子性”规律,因而对其现象层面就不大清楚,尤其在学理上,对个体差异性无能为力。

唯物论有合理性也有局限性

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还原论局限日显,系统论和复杂性科学问世。而世界上最原初的系统,最复杂的事物,其实正是还原论刻意要破坏、要舍弃的“现象”,也就是《周易》和中医哲学所要观、取的“象”。至今,复杂性科学建立的重要观念和理论,如混沌(含蝴蝶效应)、自组织、涌现、非线性、分形以及路径依赖、隐喻说明等,都已属于现象或接近现象层面。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复杂性科学与中国象科学有不少交汇点。

中医之所以不可能对人身形体层面十分清楚,是因为它要想准确地把握其现象层面的规律,就必须保持人身形体的完整性,保持人之生命的自然状态。一当它进入解剖和物质构成的分析领域,人之生命自然状态的现象就丧失了。反之,西医之所以不可能对人之生命的现象层面即自然整体层面十分清楚,正是因为它坚持从解剖和分析物质构成入手,这样就必定破坏生命的自然整体层面,因而不可能把握人之自然整体层面的规律。

它与牛顿力学有较好的适应,与现代的物理学、生命科学、思维科学、心理学、信息学、控制论以及其他整体性、复杂性科学则不适应或不完全适应。

但是,复杂性科学是从还原论科学走出来的,尽管是一种本质性的超越,仍不可避免地与还原论科学存在某种联系。而中国象科学没有还原论的原始经历和痕迹,其出发点就是以时间演进和自然整体为本位。这是两者的不同之处。应当看到,中国象科学与现代复杂性科学,各有自己的优势和不足。

说到底,中医与西医是人身的时间方面与空间方面的关系。而时间与空间之间是共存关系,不是因果关系。

面对20世纪人类科学的最伟大发现,如量子力学、基因遗传学、控制论等,苏联的众多官方哲学家和科学家,曾以其违背唯物论而一一加以反对、批判和讨伐,但后来又不得不一一点头承认和接纳。这一反复也深深波及中国大陆,须要我们做深刻反省。如此巨大的历史教训,不能仅仅停留在科学技术层面,必须深入到哲学层面。

就传统认识而言,西方的大智慧在于,有条件地成功地将复杂性做了简单性处理,提出了实体概念,在简单性和可以做简单性处理的领域,取得了并将继续取得辉煌成就。而中国的大智慧在于,尊重原始的复杂性,在原则上保持原始复杂性的状态下,发现了天地之道和众多规律,为象科学开创了通路。中西方在传统认识上,属于世界的两个不同层面。

客观上,人之生命的形体构成层面与自然整体层面,整体对局部的决定作用与局部对整体的决定作用,相互联结得十分融洽,十分畅通,但是由于它们之间在人认识过程中的互斥性,所以人不能同时准确观察这两个方面,于是也就不可能观察到这两个方面是如何联结。又由于它们是共存关系,不是因果关系,所以在认识上也就不可能从一个方面推导出另一个方面。这就是中医和西医不能相互过渡,不可相互替代的原因。但它们在一定条件下,有某种程度的不完整的对应关系。寻找这种对应关系,无论在理论认识上,还是临床实践上,无疑都有重要意义。要清醒的是,所能找到的对应关系永远是不完整不彻底的,沿着这一认识方向,决不能将人之生命的形体构成层面与自然整体层面完全沟通。

万物本原不能归结为“物质”

确认“象”的整体结构及形成

中国的观物取象

现代科学已经证明,物质与能量可以相互转化,物质可看作“封闭的能量”,能量可以生出物质。在物质和能量之外,信息不仅有独立存在的意义,而且对万物的生成与演化,尤其是反馈系统,具有不可缺少的特殊作用。一般认为,物质、能量、信息是世界构成的并列的三大要素。而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这三大要素的背后,更深层的存在是关系。以上大体是以空间为本位看世界。

由于复杂性科学的历史原因,它对世界复杂性的探讨总是从某一局部领域或某一特定方面开始,然后向外延伸推广,以致具有某种普遍性。例如曼德尔布罗特提出的分形理论,是几何学领域的突破,从平滑几何过渡到自然形体,由考察云彩、山岭、海岸线、树木等的形状得出分形理论。之后,局部与整体具有自相似性,且有无限嵌套精细结构这一分形概念,又被推演到众多领域。

中国古代哲人一般不将世界本原归结为某种或某几种有形的物质元素,更没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类似“实体”的概念。道、易、气作为世界本原,既是生息万物之功能,又是无形无限之实在。

如果以时间为本位看世界,那么世界的本原是“元气”。“元气”与物质有本质区别,它“细无内,大无外”,其呈现是“象”,显示的是万物的自然整体层面。元气分化出关系而发挥作用,它传递信息,妙化万物,与有形之物相互转化。

《周易》和中医哲学对“象”的复杂性的把握则不是这样。由于是从自然时间过程出发,放眼世界整体,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立足于天地万物。可以说,天地万物作为一个大统一整体,乃是《周易》和中医哲学认识世界的起点。

“象”范畴是经《易传》系统论述而严格确立起来的。意象思维和象范畴的形成,与中国古人在形体和功能现象之间更重视功能现象的思维倾向,密切相关。而在存在形式上,形体偏重空间,功能现象则偏重时间。这种思维倾向使先秦诸子,在探讨世界本原问题时,做出了与古希腊哲学家不同的解答。如老子提出“道”,《易传》崇尚“易”,还有一些哲学家主张“气”,等等。

“客观存在”不仅是“物质”

前引《易传·系辞下》的话说:“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可见古圣发明八卦之理,是纵览天地万物之象而获得。八卦代表统摄整个世界的八种自然物及其性象功能,是可观世界作为一个大自然整体的结构模型。而八卦同时又是古人分别认识和理解万事万物的始基,用以推演天地万象的六十四卦,就是由八卦化生而成。在八卦和六十四卦中,最重要的是乾坤二卦。乾代表天,坤代表地,万事万物都是由天地所生所化。故《易传·系辞上》说:“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乾坤,其易之缊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

这些范畴的共同特点在于,它们没有形体形质。就是说,中国古代哲人一般不将世界本原归结为某种或某几种有形的物质元素,更没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类似“实体”的概念。道、易、气作为世界本原,既是生息万物之功能,又是无形无限之实在。

把“物质”定义为“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不确切。唯物论属于还原论,它把一切事物还原到物质这个组分“原点”上。“客观实在”可以包括现象、过程、关系、整体和所有历史上发生过以及现在正在发生的事件,等等,但这些不应属于“物质”概念。物质一定与实体相联系,其形态结构不固定,但一定表现为某种形态的实体,否则就丧失了物质概念的本来意义。

《内经》沿《周易》之路前行,对《周易》的认知方式进行了理论概括,并加以发展,提出了“天地气交,万物由之”的重要思想,将其贯彻到全部中医学理论的建构之中。《素问·六微旨大论》写道:

阴阳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被看作是宇宙万物的根本规律。而阴阳代表的是“象”,不是“体”。

因此,“物质”本身是具有还原性的概念。唯物论要求寻找一切事物的“物质根据”,以此为认识的最终目标,认为这个事物的“本始组分”能够说明一切,故唯物论的认识论属于还原论。还原论有积极意义,也有不可克服的局限。

岐伯曰:言天者求之本,言地者求之位,言人者求之气交。帝曰:何谓气交?岐伯曰:上下之位,气交之中,人之居也。故曰:天枢之上,天气主之;天枢之下,地气主之;气交之分,人气从之,万物由之。此之谓也。

《易传》说:“阴阳之义配日月。”(《系辞上》)意思是,昼为阳,夜为阴;日照为阳,背日为阴。《内经》说:“阴阳者,有名而无形。”(《灵枢·阴阳系日月》)表明阴阳是一种性态表现。《素问》有一篇重要论文《阴阳应象大论》,其篇名即指明,阴阳属于“象”的范畴,而不属于形体形质。形体形质本身无所谓阴阳,唯当它们呈现出一定的功能、作用,发生一定的关系时,方具有阴阳的属性。五行也如是。阴阳和五行都是“象”不是“体”。

唯物论不承认知识的主观性

张介宾注:“本者,天之六气,风寒暑湿火燥是也。位者,地之六步,木火土金水火是也。言天者求之本,谓求六气之盛衰,而上可知也。言地者求之位,谓求六步之终始,而下可知也。人在天地之中,故求之于气交,则安危亦可知矣。”“上者谓天,天气下降。下者谓地,地气上升。一升一降,则气交于中也,而人居之。而生化变易,则无非气交之使然。”“枢,枢机也。居阴阳升降之中,是为天枢,故天枢之义,当以中字为解。中之上,天气主之。中之下,地气主之。气交之分,即中之位也。而形气之相感,上下之相临,皆中宫应之而为之市,故人气从之,万物由之,变化于兹乎见矣。”(《类经·运气类九》)

以《周易》和道家为代表的传统思维将对“象”的认识置于首位,由对“象”的认识带动和制导对“体”的认识,并以“象”的整体生化观为标准,对“体”的认识做价值判断。故曰:“以制器者,尚其象。”(《系辞上》)由是,在《易传》中形成了一套关于“象”的理论。《孙子兵法》《黄帝内经》等则是将这套“象”的认识论成功地应用于兵学和医学的典范。

这一点明显与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相冲突,也与对心理、情感、美和许多复杂性、整体性事物的认识不符。事实上,人的一切认识都无例外地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和主体因素,因为人不能离开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关系来认识世界。

《内经》提出,万物的发生在天地“气交之中”。这里是人与万物存在之所,也是一切生化变易的根源。人与万物如何得以出生?为何有“生长壮老已”之终始?又为何或健或病,或顺或逆?原来皆取决于气交,皆可在天地气交中找到原因。故天地气交这个“象”之最大的整体结构,应当成为认识的起点和重点。

象科学的要点与中医学

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表明:长度、形状、位置、动量、时间间隔等所谓第一性的质,其实和第二性的质一样,也不为物质所“固有”,同样依赖于主体所具有的“认识条件”。参照系或测量仪器不同,则客体会显示不同的性质。第一性的质原来也具有相对相关性,受关系制约。就是说,主体和客体建立什么样的耦合关系,就会得出什么样的相应的认识结果。而作为关系质,它们又都是真实的、可靠的。

天之六气,可以三阴三阳划分。地之六步,可以五行终始统领,而五行也是阴阳的延展。总体说来,天气属阳,地气属阴,天地气交,是为最大的阴阳结构。所谓“皆中宫应之而为之市”,就是天地阴阳二气在天地之中处互换交合,从而化生万物。由于天地气交实质上是周期往来变化的最大的关系场,也可谓人和万物存在于其中的最大的有稳定动静节律的时间场,这就决定了由天地气交所生之物,其整体也都具有阴阳结构。

象科学是研究在彻底开放的自然状态下事物运动规律的科学。中医学是依“观物取象”和“立象尽意”的原则形成的人身科学。中医学着重把人身看作一个自然之象的流程。这也就决定了中医学必定以自然地生活着的人为认识对象,属于象科学。

唯物论不理解随机和偶然

综观上述,我们可以称中国传统的做法为“大自然整体观”,称现代复杂性科学的做法为“局域性整体观”。

象科学的要点

唯物论属于还原论,认为还原到最后的物质组分及其关系,就能说明一切,因此在根本上不理解、不承认有随机和偶然,将偶然性限制为必然性的交叉,为必然性开路。这与微观世界、宇宙大爆炸理论、精神现象和众多复杂性过程不符。

如果以现代复杂性科学的概念表述,天地气交之中,乃人类生存最大最复杂的环境系统。天地气交之生化变易,则是这个大环境系统“自组织”的“涌现”。而阴阳合和,正是其自组织和涌现过程的基本结构与运行规律。人和万物由是而生而化,因此也都禀赋了阴阳结构和阴阳法则。而相对于人和万物的“自组织”,天地气交的作用和影响又成了“他组织”。《内经》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素问·宝命全形论》)不仅人和万物的生成并具有阴阳结构取决于天地气交,其生成之后,一方面固然有了相对独立的本系统的“自组织”,另一方面天地气交这个“他组织”的影响作用,也决不可忽视,必须给予充分的估量。现代复杂性科学也认为,他组织的作用对于事物的变化和演进,的确常会具有决定意义。

以“体”为认识层面的思维,着眼于形体形质,偏向于空间和相对静止,因而必定主要依靠抽象方法和分析方法,将世界分成个别和一般、本质和现象两个对立部分,将事物之整体归结为其局部构成。这就决定了其认识方向,总是追寻事物的稳定性、确定性、唯一性,把复杂性还原为简单性。这样做,有无比优越之处,也有不可克服的局限。

事实要求我们,必须承认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偶然性具有独立的意义与作用。

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二”可以对应“天地”,“三”可以“天地气交”为解。“冲气以为和”,说的是天地及万物的阴阳二气的合和关系与作用。可是为什么说“万物负阴而抱阳”?愚以为,说“负”和“抱”并非为分别前(抱)和后(负)。若为分前后,则应说“负阳而抱阴”,因腹为阴,背为阳。而分前后在这里也没有意义。老子说负和抱的意义是为了指明,万物之阴阳结构系由外来,为天地二气所赋。在这个问题上,《内经》与老子是一致的。

以“象”为认识层面的思维,着眼于不断运动变化的事物现象,将重心放在自然的时间过程,因而必须主要依靠意象思维和综合方法,以抽象方法为辅助,视整体决定局部,不对世界进行个别和一般、本质和现象的分割,而在主客互动中寻找现象的规律。象科学不排斥对形体形质的考察,但以对“象”的认识统摄和提带对“体”的认识。

“物质”决定“精神”不准确

为此,有必要指出,中国大陆流行的所谓“内因论”,影响巨大,其实是不能成立的。传承于19世纪初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对立统一规律,强调事物的内在对立关系始终是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据和决定因素。这个论断明显属于还原论和简单性的范畴,不具有整体性和普遍性,不适于说明系统关系和复杂性问题。

《系辞上》说:“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这是《易传》对“象数之学”的简要说明。“象数之学”就其认识论的意义也就是“象科学”。它强调以自然的时间过程为认识的重心。象科学特殊的认识领域,可以用老子的一句话来概括:“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25章)此“自然”不是界域概念,而是状态概念;不可解为与“人类社会”相对的“自然界”,而应解为自然而然,或自其然而然。所以,在认识论的意义上,“自然”是指不受人为控制和人为设定的,向内外环境彻底开放的自然状态过程。取法自然,也就是要求研究和循顺自然状态的时间规律。因此可以认定,象科学是研究在彻底开放的自然状态下事物运动规律的科学。

物论对精神和心灵现象的解释具有极大的片面性。唯物论将一切精神现象归结为某种物质的属性,强调物质产生并决定精神,这一结论片面、不准确。

从宇宙的无限性来看,宇宙本身无所谓内外,以宇宙的视角看运化,无所谓内因外因。就具体事物来看,母系统和子系统、外环境和内环境、自组织和他组织、内因和外因,都是相对的。在母、外、他之外,还有更大更外的系统;在子、内、自之内,还有更小更内的系统。因此,所谓外因,从更大更外的系统看,则是内因;而所谓内因,从更小更内的系统看,则是外因。于是,如果坚持唯内因是根据,起第一位作用,就会沿着微观重于宏观的方向一直追下去,这不是还原论和简单性是什么?

事物在自然状态下会受到各种随机、偶然因素的推荡,具有复杂性、至变性的特点,但是它们并非纯然混乱,没有规律。寻找这种规律正是象科学的使命,故曰“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系辞上》)须要明确的是:(1)象规律不能以控制性实验方法获得。即使对象能够被控制,也不得那样做,因为那样就失去了自然状态,不再是象科学所研究的对象。(2)许多象规律不能或难于用精确的数学公式表达,因为象规律要对随机偶然因素和现象的丰富性、复杂性、个体性做出适当估量,这是数学所不能或暂时不能做到的。(3)象规律无疑具有可重复性,但它的重复性是性质上的重复,而不一定是量的重复。

在思维和高级心理过程中,想不想?想什么?怎么想?不是由大脑神经细胞的物质决定,而是由“思维主体”——“我”决定。对于思维内容和思维过程,思维主体之“我”有主动权和自由权。大脑细胞的物质却会服从思维主体之“我”的带动,依随思维内容和思维过程做相应运动,提供必要的支持。

由上可见,《周易》与中医哲学既不是内因论,也不是外因论,而是以大观小的自然整体论。

中医学是象科学

唯物论引导人们物质利益至上

指明“象”的主要特征及应对

中医学是依“观物取象”和“立象尽意”的原则形成的人身科学,主要是意象思维的产物。中医学无论在生理病理还是在临床治疗上,着重把人身看作一个自然之象的流程。这也就决定了中医学必定以自然地生活着的人为认识对象,而属于象科学。

在价值观上,唯物论贬低或不承认真善美和自由的精神追求对人类的至上意义,将人的本质归结为对物质财富和权力的追求与斗争,将人类征服和践踏自然以满足物质欲望视为天经地义。

“象”即自然状态下的现象,是世界存在最复杂的层面。对这一点,《周易》有清醒的了解,并以解决这种极端复杂性为己任。《易传·系辞上》写道:

阴阳五行作为中医学的理论框架,规定和制导中医学的取向,使其全部内容和所揭示的生理病理具有鲜明的时间性和意象性。中医学以“辨证论治”为特征。所谓“辨证”之“证”,正是属于“象”的范畴,主要指人身病理变化不同阶段的整体表现,而不具有或仅局部具有空间定位(解剖学)的性质。它所要把握的主要不在于机体的器官实体,而在于人身作为活的整体的功能结构关系。它强调精神对生命的特殊意义和关键作用,因为精神是人身最高层次的功能。其所规定的,正是生命时间过程的机制和机理。它们与日月天时相应,表现为机体发育和生命维持的节律。

唯物论根本否认宗教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积极意义,鼓励和促使人们丧失一切敬畏之心。这些观点与做法是十分有害的,其极端的表现就是阶级斗争论的历史观、国家观和文化观,已走入反人类、反社会的深渊。

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

以时间为主的选择还促使中医学在自然整体观察、开放性实验之外,多采用内省的方法来认识人身和环境,于是发现了“气”。“气”是时间属性占优势的实在,与空间属性占优势的物质和物理场不同。“气”在生命运动中起着关键性作用,是生命流程和生命感受的承担者和推动者。

唯物论不懂天人合一、主客相融

朱熹注:“赜,杂乱也。”(《周易本义》)杂乱,复杂而无序也。“至赜”,指极端复杂而无序。“至动”,指瞬息万变而无常。上面的三段话表明,《易》作者有充足信心认为,用体现意象思维的六十四卦之象数辞,就能够把握自然之象中的至赜至动。

“气”为中国古代学术(主要是医学养生)的伟大发现,与古希腊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正好代表了中西方两种不同的实在观。古希腊的原子论仅具有哲学意义,至19世纪道尔顿才提升为科学概念。“气”则从一开始就既具有哲学意义,又具科学的实践价值。气的存在在养生和临床的无数案例中得到证实,几千年来气概念一直有效地指导临床和养生。尤其要指出的是,气的各种养生和临床效果,至今不可能用其他形态的物质存在来解释或替代。气,绝不仅存在于人身之中。它“细无内,大无外”,“无不通透”,可以受人的意念调控,与实物性存在对称相容,构成世界的“另一半”。事实上,如果没有气,或者放弃了气概念,也就没有了经络藏象,没有了经络藏象与日月四时的应合关系。那还有什么中医?

唯物论只承认主观与客观二元对立的文化路线和认识途径,不承认、不懂得天人合一、主客相融也是一条有无限前景的人类必要的文化路线和认识途径。中华传统文化,包括科学(如中医学)、哲学,主要是建立在后者基础之上。因此,将唯物论绝对化,乃是正确理解、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科学与文化的最大理论障碍。

那么,“象”的复杂性的主要特征是什么?《易传·系辞上》写道:

中医学研究气,并以气为基础建立藏象经络学说,其途径之一是通过“象”。中医之象主要是指人体作为活的自然整体显露于外和所感受到的功能动态过程,是人体内外相互作用关系的整体反应。象的实质是气,是气的流动。北宋张载:“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正蒙·乾称》)象是介乎气和形体之间的存在,一般总是在有形物体运动变化的过程之中呈现出来。

在中医学问题上,尤其要划清整体论与还原论、元气论与物质论的界限,对它们的区别与关系要有清醒和全面的认识。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故神无方而易无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不测之谓神。

《周易》和中医学在认识上都以“象”为本位,而中医学所探索的是关于人身生命之“象”的规律。阴阳五行应用于中医学,其内容正是关于人身整体功能关系的规律。所谓治病必求于本,本于阴阳,就是说,必须在人身整体功能和其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上找到根据,而这些关系又都是通过“象”表现出来。医家正是要依据人身所呈之“象”,来做阴阳状态的判断。我们知道,“象”,也唯有“象”,才是自然状态下人身整体功能关系的表现。

还原论的实质是用低级的运动和存在形式去解释高级的运动和存在形式,用简单的组分的运动和存在形式说明复杂的整体的运动和存在形式,认为将高级的复杂的存在物还原为低级的简单的存在物,找到事物最基本的组合单元,就是找到了事物的本质。

《内经》也说:

“象”与“体”的不同决定了中医与西医的不同

还原论对于揭示事物的运动规律在一定程度上有积极作用,但在还原过程中却将事物所在等级的特殊本质和复杂性、整体性舍弃了,破坏了。

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不通乎!故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阴阳不测谓之神,神用无方谓之圣。(《素问·天元纪大论》)

因此,中医学主要是以与阴阳有应合关系的“象”为依据,来理解人身构造和生命机理。这与西医学以形体为本位是不同的。以形体为本位,则必须确定对象的体形轮廓,空间位置和物质构成。所以,西医学以解剖学、分子生物学和机体物质成分的定性定量分析为基础。而象作为气的流动,系活的生命整体的动态机能反应。

然而实际存在的情况是,由于一切高级的运动形态皆建立在低级运动形态基础之上,而越是高级的运动形态,最终使其形成的复杂关系越是不稳定;越是低级的运动形态,则越是与相对稳定的有形的物质存在,如分子、原子具有直接的密切的联系,因此,坚持以物质为宇宙万物的本原,认一切运动都不过是物质的属性和存在方式,就必定走分解、还原的道路,把高级的运动形态归结为低级的运动形态,把找到事物变化的物质实体根据,作为科学认识的最终目标。

上面这些论述表明,阴阳作为天地之道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是规律、必然,是不得逾越的“道”,另一方面,它又“神用无方”,随机不定,不可预测。阴阳的这种二重性正是源于“象”的复杂性,“象”之至赜至动就表现为:既有序,又无序;既确定,又随机;既有常,又无常。可以说,规律性与随机性相互嵌套,规律中潜藏着随机,随机又存在于有序之中,正是“象”的主要特征。现代复杂性科学关于混沌的理论,也有相近的论述,可以参考借鉴,但毕竟比《周易》和《内经》晚了两千余年。

对人体物质构成的研究,西医学主要采用抽象方法和分析方法。在认识过程中,不得不把生命的丰富性、生动性、整体性舍弃,将复杂多变、充满个性的生命整体还原为简单的构成单元和枯固的一般。因此,西医学像整个西方科学一样,长于把握静态的类别,难于把握动态的个别。它可能精确诊断某一类病,但不能确切了解某一个人的病的特殊性。而意象思维的方法,不做现象与本质、个别与一般的对切,在认识过程中能够以简驭繁,保存现象的丰富性、完整性,不做任何破坏,使经过辨析而被确认之“象”,囊括关乎患者疾病的全部要素、变量和参数。因此,中医辨证能够把类别和个别、共性和个性、常时和瞬时很好地结合起来,做到全面把握,有可能将复杂性当作复杂性来处理。这就是中医辨证论治能够因人制宜并使副作用减少到最低限度的重要原因。这一点具有哲学认识论和一般科学方法论的巨大意义。

可见,唯物论将无限变化、无限丰富的宇宙的实质归结为运动着的物质和物质的运动,正是一种还原论、简化论的宇宙观。这与多元、复杂的宇宙本来面目,并不相符。以这种观点来认识作为高级运动形式的生命,来要求和衡量生命科学和医学,显然是狭隘的,有害的。

对于这种状态,《易传·系辞下》的一段话描述得更加精细,而且提出了正确的处理原则:

“象”要比“体”敏感。病邪刚客于身,尚未成病即可见于象。故辨证论治可提前发现病变,找到病因,做到早期诊断和治疗。而形体性的诊断治疗,一般只看重物质构成方面的变化,然而物质构成发生异常时,则病已成,患已深。

唯物论和唯心论尽管结论相反,但有共同的初始前提,就是同以主客对立的方式对待认识对象;而中医学的哲学和中医学的认识方法,却是从主客相融、天人合一出发。所以中医学的理论基础道、气、阴阳等,既不是唯心论,也不是唯物论,而是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认识成果。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象”要比“体”丰富。人是生物机体、心灵道德和审美求真的统一,是形和神的融会。以形体为本位的医学,难于包容人的社会道德和心理精神层面。而辨证论治,察看人的气象,自然地可把人的精神世界纳入其中。所以,中医学有利于实现从治已病到治未病,从治病到治人的转变。

道、气、阴阳所要揭示的,不是天地万物作为已然存在的实体性、空间性本原,而是它们之所以产生并能神妙运化的根源。因此,对道、气、阴阳的追踪是为说明天地万物在时间流变中的演化过程与机理,而不是像唯物论或唯心论那样,找寻它们最终的、最本始的实体构成。

《易传》作者认为,《易经》以阴阳之道揭示了万事万物一切可能的变化和运行规则,能够指导我们取得成功,故“不可远”。那么为何又说“为道也屡迁”?道之迁,不是说阴阳之道失效或须要修改,而是指阴阳之道的具体作用和运行没有定准,不是按照固定程序进行。所谓“为道屡迁”,也就是“神用无方”。

过去一直说,整体观是中医理论的最大特点,当然不错。但如仅说到此,就还不够究竟,因为西医也有它的整体观。要把这个问题理透彻,须知整体有不同层次、不同等级、不同性质。高级、复杂的整体由相对低级、简单的整体按等级结构的方式组合而成。组成复杂整体的每一个等级都有自己的特殊规律,为其下属等级所不具有。高层等级的规律不仅把本层结构统合起来,同时也把其下面的各不同等级结构统合起来。整体的等级越高,它所包含的内部和外部联系越复杂。

中医经络藏象之象,指人之生命在正常情况下自然地显露于外的状态,而医家对其进行以表知里、以我知彼、自外揣内式的研讨,于是形成经络藏象理论。“证”则是生病时人之生命所呈之象,是自然状态下生命异常的整体机能反应。

“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意思是,阴阳二爻在重卦六个爻位上的变动没有恒常之规,完全是不确定的,因为阴阳二爻所代表的现实生活中的事物具有变动性、随机性、不确定性。但是,尽管千变万化,现实生活中的事物又永远不会超出阴阳二爻活动的范围。这就是事物在自然状态下所具有的二重性:规律性与随机性相互嵌套。因而,既“为道”,又“屡迁”。

经典西医把人看作器官的联合,其人体模型是机械的整体。现代西医注意神经体液调节,并从分子水平观察遗传基因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则将人体理解为物理化学的整体。西医整体观的水平不断上升,但至今基本上仍是以还原论和解剖学为基础来理解人的整体。这使西医即使在研究人的生殖、发育和遗传时,也主要是通过解析精卵细胞和遗传分子双螺旋结构体来加以说明,即以空间结构为依据来解释时间的变迁。因此,西医学的人体模型是物理(广义)的整体、实体的整体和以空间为本位(并非不考虑时间)的经过分解的合成整体。

可见,藏象之象和辨证之证,都属于人身生命的自然整体、即原本最高整体层面。而象(证)与物质则分属于生命的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都是人身生命的组成部分,都对生命的性质和变化产生决定作用。

“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这句话与第一句“《易》之为书也不可远”综合起来,就是我们面对现实具体事物运用阴阳之道所应采取的原则与方法。典要,指经常不易之准则,这里当特指重大仪节所设定的仪式和动作。就是说,阴阳之道须臾不离,但不可当作死板的模式,其具体表现和应用要依具体情况的变化而定。《内经》强调,“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以象之谓”,就是要追寻事物阴阳的具体变化和可能的反常。

中医理论则与西医不同,它从一开始就以在自然和社会生态环境中自然生存着的整体的人为对象,因而它所把握的是人之生命整体最高层面上的规律。就藏象经络和辨证论治的内容看,中医学的人身模型是生命的整体、气的整体和以时间为本位(并非不考虑空间)的未被人为破坏的自然整体,因而又是与天地相应而受天地制约的整体。可见西医所把握的人身整体,在层次上要比中医低。就是说,中西两种医学属于人身整体等级结构的不同层面,而不同层面有不同的规律。

因此,那种否定对象(证)的认识也属科学的做法,不仅是一种狭隘的偏见,而且没有看到,象(证)所标示的人之生命的自然整体层面高于并统摄生命的物质构成层面。

以上表明,在“象”层面,要想精准确认一个事物,把握其具体性质,从而利用或改变它,光有阴阳之道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阴阳纲纪之下,找到更为具体的规律,以“唯变所适”。我们知道,简单性科学所崇尚的规律或理论的标准形式是:a+b=c。a、b、c都必须代表确定性的质和量。此种线性形式显然不适宜“象”层面。而《内经》和后世中医学,运用意象思维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体现在藏象经络和辨证论治的理论之中。

发展中医学的原则

现象大于并高于内在本质

中医的辨证方法,大致分四步,标示四个层次:一、辨阴阳。二、辨表里、寒热、虚实。三、辨藏府经络、气血津液。四、辨患者特殊证候。这四步,都在阴阳的范围之内,一层套一层,一层比一层具体,一层比一层的概括性缩小,直至绑定患者本人。

在保持人之生命作为自然的整体的前提下,可以自由利用和创造各种现代化手段,对人的生命现象进行观察、测量和辨析,总结新的规律。这样获得的成果,都属于中医学的范畴。“不破坏人之生命作为自然的整体”,这是坚守中医本质的底线。

中医所说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种基本证候及其包容的各种具体证候,即六经辨证、藏府经络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等所涉及的各种“证”,是对患者整体病象的概括。虽系概括,但始终是在现象层面,是对“象”的合于规律的归纳、组合与描述。

中医辨证的目的是要在患者的症候,即病象层面寻找到疾病的本质和规律。在创立辨证理论的时候,医家已经知道阴阳系天地万“象”共有的规律,被视为“道”,故辨证从阴阳始。即在杂乱无章、变化万千的病象中,先做阴阳两性的归类。奥妙就出在阴阳这一规律的形式,它能够满足既是规律,因而有确定性、秩序性;同时又容纳不确定性、随机性,因而不破坏“象”的整体本性,保持其原貌。阴阳之所以能够兼容此二者,是因为它实际上只是依据象本身的性质、划定了一个属于何种象的范围:气之动为阳,气之静为阴。这一分类的界限是确定的、不变的,但界限之内是自由的,不再加任何其他限制,故界限两边能够把一切象的运动统统归纳进去,非阴即阳,非阳即阴。这样,就把象运动的随机性、不确定性和无限多样性统摄到一阴一阳之确定性、秩序性、有限性之中。

中西医不能相互替代,不能相互通约。那么,如何发展中医学?发展中医学的原则为何?

正是因此,以西方近代科学为认识标准的人们批评中医:“只有经验而没有理论”“只停留在现象表面而没有深入疾病本质”“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而后面,辨表里、寒热、虚实以及辨藏府经络、气血津液,是逐层再分类,其类的规定越来越具体,但也都只是划定了一个象的范围,因而既有确定性,又容纳不确定性,只不过它们所圈定的范围越来越小,直至将患者病患的确定本质及本人特有的证候握住。

愚以为,在保持人之生命作为自然的整体的前提下,可以自由利用和创造各种现代化手段,对人的生命现象进行观察、测量和辨析,总结新的规律。这样获得的成果,都属于中医学的范畴。“不破坏人之生命作为自然的整体”,这是坚守中医本质的底线。应当看到,中医学实际上有无限的发展空间。

西方哲学认为“本质”决定“现象”

在逐层辨析证候的过程中,医家发现,某些症状之间具有相互制约、相互勾连的关系,常常并列或相继出现,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症候链,对病患的性质和转归起规定作用。在此基础上,医家将这些具有常规性的症候链逐渐总结成不同的辨证法则,找到相应的治疗方法,于是有了六经辨证、藏府辨证、三焦辨证、卫气营血辨证等理论,并成为中医依“象”对“病”的分类。

人作为认识主体是亿万年进化的产物,任何人造仪器不能替代,要像传统中医那样,注意研究和开发人(医师)的认识潜能。尤其在研究“气”的过程中,更要发挥心灵的特殊作用。“气”是中医至宝,是一大科研课题。

依照西方近代科学通常的观念,亦即当今中国大陆通行的哲学,一切事物都由现象和本质两大层面所构成。现象和本质表述事物的表里关系,标示人们对事物认识的深度和水平。

总之,还原论的抽象性的概括、定性和归类(包括实验室的试验方法),以丢弃、忽略事物的很多关系、属性、要素为必要条件。而阴阳辨证的意象性的概括、定性和归类,则尊重、保持事物的全部既有关系、属性、要素而不加以损害,因而始终在事物的现象层面、即原始的自然整体层面做探索而不离开。

在认识过程中,人的自然的整体与合成的整体这两个层面尽管不能真正沟通,但是二者紧密相关,是一个统一整体。所以,为了深入认识人的自然整体(现象)层面,发现更多更深刻的规律,应当参照和融会有关人的物质形体方面的知识。为此,要研究和总结在藏象经络理论形成过程中,古代医家是如何利用当时的解剖知识的。依据自然整体与合成整体之间某种程度的盖然的对应关系,我们应当设法消化、改制现代生物医学和中西医结合的成果,来丰富中医药基础理论。

“本质”被认为是事物自身组成要素间相对稳定的内在联系,由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所构成,主要指支撑事物的物质实体及其关系,认为正是此相对稳定的内在联系决定事物的根本性质。而现象是事物之相对易变的和外在的联系,是事物本质的外在表现。

可见,中医学在生命和诊疗领域,为把复杂性当作复杂性处理竖立了丰碑,打开了通路。其中的哲学和方法论,应该对其他领域也有启示意义。

发展中医学,突破原有的中医学理论,这是一项极其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当前,首先要以今天的话语恢复中医的本来面目,抢救中医遗产,深入讨论和正确理解中医的科学位置、中医与西医的关系,然后再谈基础理论的发展。

这种哲学观点认为,本质是事物的根本,具有全局性、深刻性、稳定性,现象则不过是本质的外在表现,是局部的、个别的、不稳定的。二者系主从关系。本质决定现象,是现象的根据,总要表现为一定的现象;现象产生于本质,从不同方面体现本质,归根结底从属于本质。

发现“象”的本质与分形网络

中医学有属于自己的特殊领域,有自己的优势和广阔远景。中医学是象科学的代表,其意义绝不限于医学。它的突破和跃升,定将推动整个象科学的复兴。当今,人类认识的重点,正在从静态本体转向自然状态过程,从空间转向时间。人与自然的协调、可持续发展、生命科学、心理学、教育学、生物进化论、经济学、广义社会学、预测学、风险对策,等等,在这些迫切需要重新建树的领域,数学逻辑方法、控制性实验方法、抽象方法,确定性原则、机械决定论、完全性重复等理念,已显露出巨大的局限性,而采用象科学的方法则有可能奏效。毫无疑问,中国传统象科学及其方法有待提高和发展,必须合理吸收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相应成果,但不是通约,更不可唯西方科学传统是从。

总之,任何现象都是本质的现象,任何本质都是现象的本质。因此,他们宣布,透过现象把握其本质,是科学的基本任务。

象的本质是什么?换言之,使象能够成为象的是什么?北宋张载说:“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正蒙·乾称》)对此,《周易》、先秦诸家以及《内经》皆有论列。象的本质是“气”,因气而成象,故有“气象万千”之语。这里说的“气”,其根本指“元气”—其细无内,其大无外,无名无形。而在元气与形之间,还存在有某种规定的气,它们“有名而无形”,如阴阳二气即是。

西方哲学的观点有片面之处

发现和证明“气”的存在的是中国心学(广义)和中医学。这两者密不可分、相互包含。中医藏象经络理论和针灸气功治疗,皆以“气”为基础,明显通过“气”来实现。在人的认知系统中,能够直接感受气、运行气的是心。这些,前面已有论列。

我们要想理解并肯定中医,就必须突破这种哲学,看清这种关于现象和本质的论述所带有的狭隘、孤立、片面的缺点。

有大量的实践和无可辩驳的理论证明,无形之“气”是与物理学和西方哲学所说的物质不同的另一种形态的实在。“气”的发现、证明和运用,是中国人在哲学和科学上对世界的最大贡献,而且“气”的意义和价值还远远没有充分展露。

首先,视现象纯属内在本质的外部表现,完全由本质决定,限定现象只是内在本质的现象,这就忽视了事物与其生存大环境,以至天地宇宙的联系,排除了天地宇宙之大环境对事物存在的“他组织”的巨大影响,完全是在孤立地讨论事物的所谓内在与外在。

现象,作为一切现实存在系统的自然涌现,具有无限的连通性、感应性、自组织性、奇妙性、创造性、突现性等。世界上的一切神奇妙化皆在现象之中。许多事实表明,这些变化和特性是不可能完全用有形物质来解释的。

就是说,只知道内在稳定联系对事物的性质有决定作用,不知道外在天地宇宙对事物的根本性质也有决定作用。

生命现象尤其奇妙。美国圣塔菲研究所人工生命理论创立者兰顿认为:

现象是事物系统显露出来的运动状态,是事物系统与外部环境分开之界面所发生的反应。既然事物不能脱离环境孤立存在,环境因素就一定时时刻刻都在冲击着它、影响着它。那么,事物的现象,系统界面的反应就不可能完全由事物内在本质决定,而同时也由环境因素决定。它们其实是事物系统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所以,不能简单地说现象从属于(内在)“本质”,更不能说,任何现象都是(内在)“本质”的现象。

生命是一种形式性质,而非物质性质,是物质组织的结果,而非物质自身固有的某种东西。无论核苷酸、氨基酸或碳链分子都不是活的,但是,只要以正确的方式把它们聚集起来,由它们的相互作用涌现出来的动力学行为就是被我们称为生命的东西。

其次,那种通行看法只看到本质对现象的决定作用,没有看到事物现象、界面反应对事物内在本质的决定作用。这种决定作用中也包含着天地宇宙对事物的决定和影响。

兰顿等现代的一些生命科学家,不仅关注承载生命的特殊物质成分,而且认为活起来的关键在于让这些物质成分以正确的方式组织起来,从而涌现出合于生命的“动力学行为”。这种生命观比起将生命视为某些特殊物质的属性或存在方式,无疑有了巨大提升。

既然本质存于内,现象呈于外,那么作为联系,二者是相通的。既然相通,就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但是,如何才能正确地组织起来?如何才能涌现出合于生命的“动力学行为”?在下认为,《内经》关于“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的思想,以及由“有名而无形”的气化过程统摄生命形体的理论,是揭开生命奥秘和生命本质的正确之路。

众所周知,辨证论治除了服药外,还十分重视在人之生命系统的界面施以相应治疗措施,以调整整体生命系统,如针灸、推拿、按摩、刮痧、捏脊、足疗,以及多种药物外治法等。此外,适当改变生活环境,如调适室内光线、色调、温度等,也是中医的有效治疗措施。生命系统界面是“证”之所在,是现象层面的依托,中医外治正是利用了生命系统表里内外的相互联系。

至于人的思维和各种心理现象,就更是至今物质科学无法企及。思维主体的“我”是怎么产生的?思维的内容作为信息软件为什么能够支配作为“硬件”的大脑物质和人身整个形体的行为?这些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问题,物质科学实在难于启齿。看来,唯有“气”登场,才能“活”起来,才能掀起心灵的神秘面纱!

第三,事实上,现象不仅是内部本质的外部表现,准确地说,现象是事物系统全部的内在组分和联系(稳定的与不稳定的)与全部外在联系(不稳定的与稳定的)自然的整体性表现、整体性反应,即事物系统全部内外关系相互作用的整体“涌现”。

归根结底,“气”是时间本位思维和以主客相融方式把握到的世界本原,而物质实体是空间本位思维和以主客对立方式所获得的世界本原。物质实体以空间属性为主,而气以时间属性为主。生命的本质在时间,故光用物质难于透明,必须由“气”点睛。

而本质,即所谓内在稳定联系(主要指物质实体及其关系)却带有局部性,属于事物系统的一个部分。因此,必须充分肯定现象所代表的事物系统的自然整体层面,具有独立性和特殊性,其所含信息远远大于并高于其内在本质。

依《周易》和中医哲学,就人们观察所及,象分阴阳,阴阳是气。气无所不在,无不通透。物(人)在气中,气在物(人)中。在气的作用下,阴阳结构成为一切系统最基本的整体关系构成。每一系统,其整体以及各层次之子系统,皆以阴阳为基本关系。就一定意义可以说,在物质构成上,原子(各种粒子)是一切系统的原始单位,而在自然整体关系上,则阴阳是一切系统的原始单位。

中医研究象和证,注重神形合一

大大小小不同层次的阴阳结构嵌套在一切系统之中,显示出局部与整体自相似的特征。这种情况可以与现代复杂性科学的分形理论相印证,不过,后者所指分形结构是有形的,阴阳结构之分形是无形的。在系统内外,由于相互嵌套的阴阳的作用,形成了一个世界性的整体关系网络。这也就是在现象层面不断发生非线性运变、不断有新事物创生的根源。可见,气和阴阳的理论展现出一幅与物质科学完全不同的世界图景。

中医所着重研究的象和证,由三方面的关系所规定:

老子说:“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老子》第73章)天网并不只在天上,天网是道的体现。它无形,故曰“恢恢”,但无所不在,无不容通,故曰“不失”。老子的天网,也就是我们说的阴阳网络。天网之迹,就是万物在自然状态下变化着的现象,而现象的本质和规律正体现在由气的运化所形成的阴阳网络之中。

(1)人之生命系统内部的所有关系;

当把“气”概念引入,则可进一步理解“象”或现象的深浅与层次性。事实上,象不仅指感觉器官所能直接或间接觉察的信息,而且包括感官不能觉察、由“心”通过“气”却能捕捉到的信息。它们都是事物运化的自然呈现,只是存在的深浅不同,层面不同。扁鹊能透视人的五藏六府,其所“视”也是“象”。这就是说,“象”作为认识论范畴,既包括事物系统外在的自然呈现,也包括事物内在的自然呈现;既包括感官所能把握的信息,又包括心意所能把握的信息。气为象的本质,故心意借助气捕捉的“象”,应是更为深层的和具有本质意义的“象”。

(2)人之生命系统与天地自然及社会生活环境的关系;

如果说,西方传统主要是认识世界的物质构成,并通过物质构成认识世界,那么中国传统则主要是认识世界的阴阳网络之象,并通过阴阳网络之象认识世界。

(3)患者与医师的互动关系。

“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关于阴阳网络的广普性、深入性,这里再举一个实例与大家一起探讨,那就是对中西文化形态做比较。

因此,在象和证中包藏着这三方面及其相整合的信息。正是这三方面关系的整合,使象和证表征了人之生命系统的自然整体层面,也就是说,藏象之“象”和辨证之“证”,实质是生命系统自组织和环境对生命系统的他组织相互叠加的“涌现”,是生命系统内外复杂关系相互作用的跃升和结果。它们对于人之生命系统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同时对生命过程发挥着特殊作用。

普遍认为,思维方式决定文化走向,可看作文化基因。中国传统主流的思维方式至少有如下几项:

事实上,正是人体的这种自组织行为和整体涌现,才使人的形体活了起来,才有了生命。中医藏象经络和辨证论治所认识和把握的,恰恰是人的生命本身和生命过程的规律。实现并推进生命过程和生命规律的,则是“气”和“气化”。而批评者所谓必须寻找的“物质依据”—蛋白质、化学元素、分子、原子,等等,虽然对生命有重要意义,但它们本身不是活的,是没有生命的。

(1)在时间和空间二者中,更重视时间,惯常以时间为本位看世界。

这里还应当讨论一下精神现象与生命、与形体的关系问题。

(2)强调整体,以天人合一、主客一体的方式审视天地万物。

中医学认为,心神为一身之主,为生命的核心。故人的精神状态是中医证候辨析的一项重要内容。

(3)以意象思维为主,善于将意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协调运用。

唯物论强调,精神、意识作为运动的一种形式是物质的属性,为物质—大脑所派生,虽然对于物质存在可以发生“反作用”,但完全从属于物质。最终是物质决定精神,而不是精神决定物质。精神的本质是物质,一切精神意识层面的问题,须到物质层面找寻答案和最终解决的办法。

(4)重视关系(包括人际关系)超过实体。

然而,物质并非唯一的实在,也不是万物最后的本原,故断定精神完全从属于物质则缺乏根据,并抹杀了精神、意识的独立作用。这种观点在解决与精神有关的问题时,定会走还原论和庸俗化之路。

(5)长于内向体验,情感因素占据重要位置。

从人的现实生命过程来看,没有人的形体,精神活动固然不能存在,但形体只是精神活动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完全条件,还必须有正常进行的生命系统的“活的”整体关系。依照中医学理论,精神活动的直接承载者是“神气”。神气与形体相合,方有人的生命;二者相离,人则死亡。《内经》说:“血气已和,荣卫已通,五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百岁,五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灵枢·天年》)经文中前一个“神气”,指精神意识;后一个“神气”,除精神意识外,还包括各种生理功能。从“神气舍心”“神气皆去”的表述可见,《内经》认为,精神和各种生理功能都通过“气”体现,相对于形体,是有独立意义的存在。

(6)偏向综合,喜重调和统一。

应当肯定,视精神和各种生理功能具有相对独立性,是正确的。现代西方科学也认为,物质、能量、信息是构成世界的三种独立存在。而精神和各种生理功能正是能量和信息的高级形式。

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人文、科学、艺术、哲学、宗教、政治等的基本形态和本质特征。经研究可以确认,以上以及只要与中国文化主流挂钩的思维,皆具阴柔偏向,而与女性的思维心理特征一致。

不仅如此,在人之生命系统中,精神意识作为独立的信息活动对于人的形体,包括大脑,即物质存在,还起一定的支配和统摄作用。单纯用物质实体的运动是不能说明思维的本质的。实际存在的“心”的独立性、主体性和丰富性远远超出了唯物论的界限。

与此同时,我们发现,西方文化主流的思维方式刚好与中国逐条相反,具有明显的阳刚偏向,而与男性的思维心理特征一致。西方与中国恰成对称互补的格局。

古代中医和现代西医都认识到,精神情志对人的形体健康有重大影响,而心理精神疾病相对于形体却有很大的独立性。精神意识层面的问题,有很多并不能到物质层面找到答案和解决办法。相反,人之形体的疾病却有很多要到精神意识层面寻求答案和解决办法。这就是中医所说的“神形合一,神主形从”。

正是因此,中西两种文化体系在各个门类的主流上,也是中国偏阴,西方偏阳。无须一一列举,只以人们最为熟悉也最为普遍存在的民居为例:

因此,精神情志状态是辨证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医总结了一整套相关规律。而精神情志只能借助望闻问切和心灵感应了解,难于通过形体物质检测知晓。关于心神对生命和形体的主导作用及对心神证候的把握,是中医理论与临床的重要组成,是中医整体关系治疗的体现,同时也是辨证论治比单纯针对形体治疗优越之处。

中式民居:从北到南,都或以住房,或以围墙把院子空间围在当中,住房坐落四周,窗面朝内,墙背朝外。有的街门内外,还设影壁。北京的四合院、福建圆形土楼有代表性。

由上可见,物质并不是人之生命的唯一基础,也不是生命的最终根据。生命系统的“象”和“证”所标示的自然整体关系(包括精神情志),要比构成系统的物质实体的内涵复杂得多,所包含的信息也要庞大得多,全面得多。自然整体关系与物质实体构成,系生命系统的两个相对独立的不同层面。

西式民居:住房一概建在所辖地块中央,周围空地不设围墙,只立低矮栏杆或种矮小排树,以示界限。住房门窗开向四方,直面外周空间。

辨证论治规律的特点与优点

中式民居表现出中国人心理性格偏内敛含蓄,与重时间多向内体验有关。西式民居则表现出西方人心理性格偏外向爽直,与重空间多放眼眺望相连。显然,前者属阴,后者属阳。

现象联系,由于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而具有易变性,不像其内在本质(如生命系统的器官组织、细胞、病原体、病灶等)那样稳定,但易变不等于没有规律。中国传统哲学主张把握“变中之常”。《周易》说:“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系辞上》)所谓“变中之常”,即“变化之道”,正是指现象层面本身的规律。依从这样的规律行事,就可以在事物之自然整体层面支配事物。辨证论治即如是。

不仅如此,中西两种文化之主流在发祥地和移动方向上,也有阴阳对称的关系。请看,大体说来,中华文化主流发祥地在甘肃东部和陕西南部,属陆地高原,处中国大陆西北,其发展是向东向南移动。陆地高原属阳,处西北属阴,向东南属阳。而西方文化主流发祥地在地中海东部沿岸及海岛,属近海低地,处欧洲大陆东南,其发展是向西向北移动。沿岸海岛属阴,处东南属阳,向西北属阴。

现象层面肩负着三个方面的关系,受来自内外八方无量相关因素的影响,具有本质层面所不可比的丰富性、错综复杂性和随机变动性。这就决定了现象层面的规律其表现形态与本质层面的规律有很大不同。

中西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两条主线,这种阴阳对称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惊奇。这就是说,阴阳网络关系不仅在自然界,而且在社会人文领域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人文与自然本来就是一个整体,不应当截然分割。可见,两三千年前,《易经》六十四卦用阴阳解析人事是有道理的。中医学十分重视社会心理情感因素对疾病和健康的影响,并把人的品德与体质联系起来研究,是非常先进、正确的。所以《内经》关于“天地气交,万物由之”的论断,需要做全面的理解和发掘。

西方还原论忽略事物的复杂性

所谓现象背后的本质联系,是通过实验手段、技术分离和抽象思维对事物系统加以控制,将现象层面芜杂交错的联系剪断,只在现实(如实验室中)或思维中留下认识主体所关注的少量事物要素之间的联系,对之加以研究,找出其因果关系。由于是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而且只就少量要素的关系进行确认,故而这样所发现的必然规律,其具体显示具有唯一性、简单性的特点,其因果关系十分清晰、明确,甚至单一,方便以数学形式表达。就是说,唯有所需条件具备,该规律才会发生作用,而且以唯一的情状呈现。这样的规律表现为确定而无变动的规定。

所以,探寻现象背后的本质联系,把复杂化为简单,优点是能够明晰因果关系。这是西方的大智慧。但它把事物本身的复杂性、特殊性和个别性不可避免地丢掉了。

就是说,所有找寻清晰因果关系的做法,必定要对事物进行切割、分离、控制,破坏事物的自然整体状态,离开现象层面。这不为中华传统认识论和中医学所取。而寻找清晰因果关系的做法与还原论相契合,并非认识世界的唯一途径,清晰的因果关系也不是规律的唯一形式。

中医学关注现象层面的规律

现象层面的规律则不然。由于是在无限交错和随机动荡的关系中发挥作用,要将所有可能出现的关系要素和随机变化统摄囊括,这就使得这种规律不可能显示明晰的因果关系,不可能呈现出唯一的情状,不可能以固定不变的公式加以表述。但是,它们仍然具有必然性、普遍性和可重复性,即规律的本质特征。因此,掌握了它们可以有效地指导实践,获得成功。阴阳五行和所有中医辨证论治法则,就是这种类型的规律。

现象层面的规律,一般只是为事物的变化规定了活动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划定的界限内,事物自由变化;究竟如何变化,会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可是,无论怎样变化,都不会超出所规定的界限。就此界限的规定而言,是十分明确而毫不模糊的,就界限之内的变化而言,则可能有无限多样。现象层面的规律具有确定性和变动(灵活)性两个方面:是变动中的确定,是确定中的变动。

现象层面规律所划定的范围,包括由大到小的不同层次,最终能够表达和统摄个体差异性,为现象背后规律所不能。

例如,六经辨证中的太阳病。“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脉浮、头项强痛、恶寒三项脉证是划分太阳病的界限。凡全有此三项脉证者,即为太阳病。这是一条规律,但不是死的,只是规定了一个大范围,故又称太阳病之提纲,其中充满变数,就是患者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其他证候。对这些变数继续进行梳理,在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三项基本脉证之外,再附加其他一些具有相对常态性的脉证,则找出这个大范围内的变化规律,即太阳经证和太阳腑证两大类型。再往下,则太阳经证又分中风证和伤寒证,太阳腑证又分蓄水证和蓄血证。

其中,太阳经证的证候同太阳病提纲,由于病人的体质不同,虽然同是感受风寒病邪,却表现为两种不同类型的病证,即太阳中风证和太阳伤寒证。

中风的主要脉证有:头项强痛、发热、恶风、自汗、鼻鸣、干呕、脉浮缓等,又称表虚证。

伤寒的主要脉证有:头项强痛、发热、恶寒、无汗而喘、呕逆、身疼、骨节疼痛、脉浮紧等,又称表实证。

这些大范围内的从属证型虽辨得更精细,但仍是现象层面的规律,仍是规定了一个灵活多变的范围。

辨证论治的优势在于“以简御繁”

不同的患者,由于素体和治疗过程不同,因而同是太阳病某证,还会有不同的兼证或变证。辨证论治法则的特殊形式,使其有能力把规定范围之内的个体差异包容进来,并加以合于规律的处置。这是把握现象背后本质那一类科学体系永远做不到的。

这种将证候范围由大到小逐次收紧、证候表现由少到多直至完全的认识和定性过程,很像侦察罪犯,最后锁定目标。

中医诊治的关注点—“证”,是人之生命系统异常的整体机能反应,属于生命过程本身。而决定生命系统整体机能反应的因素是极多的,有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体内原因和体外原因、一般原因和个体原因,等等。生命系统自身的关系以及生命系统与生活环境所发生的关系极为复杂,具有非线性和无限性,所以辨清“证”之形成的所有因果链条是不可能的,对于中医学也是不需要的。因为中医治病不是直接针对实际的病因,而是针对证候。

中医的病因学说“审证求因”,其实质并非寻找实际的病因,而是辨证的一种方法,是为了对证候进行更精细的分类,以求准确依证处方。

西医诊治的关注点是病原体和病灶。它们是有形的实物,被视为明晰的病理因果和西医诊治的科学依据。因此,对于西医重要的是:

(1)疾病确实是由某种病原体引发并形成病灶;

(2)诊断技术能够将其发现;

(3)治疗手段能够将其消除,同时又不会给患者生命带来巨大危险。

当此三个条件齐备,西医的治疗效果显著且快速,但会使患者全身受到某种程度的震荡,产生明显副作用。因为有形的病原体和病灶虽为清晰的病因病果,其在整个生命系统中所引发的有害的相互影响和因果关系链,却是深远的复杂的,而西医学对此缺乏深入了解和有效对策。与此相关,面对无明显病原体和病灶的病症,西医则显得束手无策。

中医所辨之“证”,作为人之生命系统遭到侵袭时的自然整体机能反应,其具体的因果关系虽然不清楚,但无论内外表里、有形无形、直接间接,所有相关因果联系却无一遗漏地全部涵盖其中,这是由生命机体自己做到的。因此,只要正确地把握了“证”,也就把握了一切相关的因果联系和人之生命系统的全部信息。辨证论治正是针对所有相关因果联系和生命信息加以整体性治疗,而不是专门针对哪一个病因病果进行处置,具有全面性、完整性的长处。

辨证论治的直接目标是消除“证候”,而“证候”是生命自然整体异常的机能反应。这就决定了,其治疗的方向不可能是直接对抗病因病果,而必定是抓住病患整体关系的机要环节,加以调适,以顺生赞化的方式,协助生命系统的自我痊愈机能祛除病邪。这一过程,既包括消除病原体和病灶,又包括适当纠正机体所有异常关系,而且两者能够相互促进,协调进行。

辨证论治还有很多别的优点,如比之依据形体检验进行诊治,可以相对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再有,就是有很强的应对新生不明疾病的能力。证不像病原体和病灶藏于机体内部,难于发现确认,而是显露于外,可以直观察得。同时,新生不明证候的组合传变虽然异常,但是组合证候的要素(八纲)及其与经络藏象、气血津液之间的基本关系却具有普遍性、相对已知性。医师根据不明证候中那些带有普遍性的关系,将相关药物进行灵活配伍,一方面可以对新生不明病患做出初步诊疗,一方面从证候宽泛的大范围到规定更多的小范围,从已知普遍到未知特殊,比较容易摸索出准确有效的治疗方案。值得玩味的是,辨证论治的这些优点,恰恰得益于不去清晰研察因果关系的做法。

在这里我们发现,不须一一清察因果关系,却能把握全部因果关系,乃是中华哲学和中医学处置复杂性及无限性的大智慧。此名之曰“以简御繁”。用《易传》的话,就是:“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庄子在《养生主》开篇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以有涯随无涯”走不通,绝不意谓就此而取消对世界的认知,而是要找到借助有限却能够把握无限的途径。道家认为,这个途径就是“法自然”,或曰顺生赞化,从而巧妙地利用自然的智慧。中医的辨证论治正是“顺生赞化”在临床诊疗中的具体运用。

但是,如何才能做到“顺生赞化”“以简御繁”,如何才能精准辨证、把握病机、巧妙处方,无疑须要一套完善的理论和方法,这就是中医学术和中华哲学的精华。具体地说,就是阴阳五行、气化藏象、辨证求因、药性归经、正治反治,等等。在这套理论和方法中,有其特定的因果关系和概念逻辑系统。

要强调的是,它们存在于人之生命的自然整体层面,即现象层面,属于象规律的范畴,具有意象的特殊性,与还原论的规律和因果范畴有着本质区别。它们之中,就蕴藏着“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的奥妙。

对“证”与“体”的认识不能沟通

那么“证”与“体”,这两个层面能不能沟通?能不能弄清楚二者在生理病理过程中是如何连接的?毫无疑问,在实际的生命过程中,这两个层面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且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然而,我们在认识上却永远无法窥测。

依据量子力学奠基人玻尔的“互补性原理”:物质世界中的客体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存在,都各自具有若干不同的“方面”。当人们研究某一对象时,一经顾及它的某些方面,就必定要放弃它的另外一些方面。因为人的认识在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注意中心,而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存在互斥性。可是,这些不同方面对于该事物都是必要的,不可丢失的,表明它们还有互补性。在两个既互斥又互补的方面中,想追究哪个方面更为“根本”,按照玻尔的观点是毫无意义的事情。玻尔认为“互补性原理”是认识论上的原理,是一条无限广阔的哲学原理,以更加宽广的思维构架代替了因果性概念。

人之生命系统的“象”(“证”)与物质实体构成,正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方面。前者主要呈现生命系统的时间变化,后者主要显示生命系统的空间结构。对于生命系统,这两个方面都是不可缺少的,分不出哪一个更“根本”。正如时间和空间的关系那样,它们是共存关系,而不能用因果性概念说明。尽管二者密不可分,融为一体,但不能用逻辑方法,由一方推导出另一方,也不能通过某种实验,由一方观测到另一方。因为认识其中的任何一方,都以妨害和阻碍认识另一方为前提,二者既互补又互斥。所以,认识按照其中任何一方的要求朝前走,都永远不可能进入到另一方。就是说,“象”(“证”)和人体物质构成,这两个层面在生命过程中如何连接,是一个不可知的区域。

当然,我们完全应当,也能够去寻找中医之“证”与西医之“体”相对不稳定不全面的对应关系。这方面的研究对临床和科研有参考和启迪价值,但不等于将二者沟通。

结论

中医之“证”和“象”是独立的能够自成体系的认识领域,有无限发展远景。在前进过程中,一切现代科学和西医学的成果都可以考虑为我所用,但一定不可放弃以“象”(“证”)为本位,一定要保持认识对象的自然整体状态。这是中医之所以为中医的根本界线。

超越通行的片面性哲学,挣脱其束缚,才能解放中医药。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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